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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歷史系師生最震驚且難過的消息，就是李東華教授的遽逝。8月初在天主教聖家堂舉行的安息彌撒，隆重又莊嚴，到場師生眾多，顯示李老師的學養及教化，令人感動。我最後致上鮮花與李老師道別，見到在旁答禮的師母淚流滿面，不禁湧起滿腔的悲悽。天主教追思儀式的莊嚴及安祥，與我在嘉義參與的傳統喪禮迥然不同。佛道混合的禮儀，有其追思的方式，例如敬酒、折蓮花、燒紙錢等，也有相當多節奏性加儀式性的外顯形式，目的是「公開」表示其悲痛，例如白衣孝女和道士的引導哭喪。就如〈父後七日〉一文稱其為「照劇本上演的片場指令」，不過作者也說在這些荒謬儀式的指引下，「神奇的是，果然每一次我都哭得出來」。 作者半諷半戲謔的語句，著實讓我這參加過白衣孝女行列的人，點頭贊同。作者的文字並不誇張，那個戲劇形式還真是存在。然而，在天主教的安息彌撒中，隨著禮儀的唱念，追思的過程藉由懷念意義的突顯，無不撫慰在世親友要擦乾眼淚，除了祝福亡者安息主懷，一路好走，也鼓勵在世者釋懷並勇敢面對。我個人特別覺得參與者最後至棺木前放入一朵鮮花，及親自向李老師告別，是別有深刻意義的。祖母頭七儀式那晚，再多的儀式都比不上再握一下祖母的手，親自說一聲告別來得重要。看到李老師安祥地躺在棺木中，身邊滿滿的是眾親友師生的鮮花及祝福，形式樸素雅緻而又莊嚴。喪禮傳統在不同文化或宗教中，可以如此不同，到底說明什麼，很值得研究。
李老師的安息彌撒中，我在蔡琴「最後一夜」的歌聲中感動沉緬，這歌聲伴著一張張李老師生前的投影照片，令人感慨萬千。有人說人生永遠無法作好準備，在世親人無法挽回的遺憾是令旁觀者最為刺痛不捨的。有遭逢意外者，沒有準備好就撒手人寰，有重病者努力與上天爭取時間，只為不捨的家人及所有的放不下。生死若真只有一線間，為何面臨生死交關問題的當世人，對此問題卻是如此地難解而無奈？歷史處理的時間向度，有著跨越世代的生死延續，不過至少從未研究過生死問題的我，卻發現自己身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面臨生死的諸多問題，也一樣是束手無策和毫無準備。天地浩瀚，學海無涯，個人卻如此渺小無力。不過，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話，多了振奮現世的正面意義：「人身一小天地也。」（約1620年） 人類存在其實擁有天與地的能量，只不過相比於天地的大自然，人又只是一小天地。此寓含對人類能力正面的肯定，亦相當顯示出耶穌會士受文藝復興傳統人文主義教育涵養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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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味與孝情之相兼並存，在我參與的傳統喪葬儀式中表露無遺。鐘鳴旦一書的第五章，討論了一份清初中國天主教喪葬禮儀指南的文件。這份文件是1685年在廣東起草，可視為十七世紀以天主教禮儀嫁接到中國傳統喪葬禮儀框架的一個結果。這種嫁接（grafting）及融合（mixing），也就是作者所言的「紡織的隱喻」（metaphor of textile weaving）。 不同的紡線交織，有些被強化，有些被移除，也有些被調整方向。例如，這份指南指出了儒家家禮被強調，以及廣東一地當時已有的七旬儀式被保留。但做七不請佛道人士來主事，文件之一〈臨喪出殯儀式〉有如下說明：
十七、七旬之禮，除侵雜邪事，可用。
十八、若做七的時候，偶遇著瞻禮之日期，先要到堂聽彌撒完，隨後能往伊家作七旬之禮。
十九、依本地之禮……因首七是孝子孝眷定成服之日……末七是喪禮完成，兼隨後孝子出街謝客。
二十、若教中人要行此禮文，是日宜請會長及眾友來其家，先作聖功于聖像前，隨後孝子能供養上香於祖牌前。
在以上兩種文化因素交織下之禮儀，是以天主教的概念為前導。在七旬之禮被認為可用之下，它也變成教友可致意聖者的一種禮儀。第二十項下的聖像就是指亡者之像，在天主教概念架構下，亡者被置入聖者位階。亡者先被作為聖者，再被視為中國人傳統中的祖先，就如第十八項所說，要先聽完彌撒，再回家行七旬之禮，因此，七旬之禮被調整了方向。然從以上所引四項說明來看，孝道是被強調的，與中國傳統又密切吻合。鐘鳴旦紡織的比喻，能把一個具體的混合禮儀，一一剖析。回想我所參加的臺灣社會傳統喪葬儀式，不也是在堅持某些傳統，但又移除或調整某些作法後（當與不同時空的作法相較，可獲致此類觀察），變成當今社會可以接受的一套「道味與孝情，相兼為妙」的禮儀？鐘鳴旦所舉十七世紀中、歐喪葬禮之案例，可看到文化互動場域下雙方角色摩擦調整之作法，而這些思考和分析的方式，卻也有助於我們解讀一個經由多個世紀發展演變的中國重要傳統──喪葬禮儀。禮儀的存在，很像生命的演變，留存在當代的，代表它們相當程度地蛻變成一個能符合參與者空間場域內需求的文化元素，並能發揮形塑參與者家族或社會角色的功能。
不過，禮儀的實際執行，卻也可能無法有如此因果清楚的邏輯，因為某些被現今參與者視為過時或不合常理的儀式，卻仍持續保留。這些連參與者都無法解釋的因素，也許能在其空間場域中，從非參與者的能動性（non-participant agency）來觀察。換句話說，若不從參與者的能動因素來解釋，則它們是否自有其發展及演變的生命邏輯？若再連繫回十七世紀中歐喪葬禮之案例，有趣的是，鐘鳴旦一書卻相當強調中國人及傳教士兩種角色──特別是前者──的能動性，在其中扮演的關鍵因素。在此書結論一章，關於參與者的能動性，與文化互動交錯下產生新場域及新空間的理論分析，作者有清楚的討論，這部分呼應他稍早提出的「互動溝通類框架」，此框架有相當程度人類學理論的影響。不過若談到非參與者能動性的角度，以及禮儀自我的生命發展，這類思考看似非本書採取的分析視角，卻也可從人類學的禮儀或物質文化的研究中，獲得具體啟示。自身參與儀式的田野經驗，讓我想到了不同視角的可能。
傳統喪葬禮儀雖然有眾多的包袱，不過我也學習從中去感受那些過往被視為有效能的儀式是如何被解讀。身為本來就對時空敏感的歷史研究者，這種跨越在傳統與現代間的解讀及感受，是有趣而且難忘的，特別這個對象是關係著生死交錯的問題，讓我深刻體悟，研究歷史也許可以跟感受生命有所交集。
最後，我想用2008年過世的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蘭迪．鮑許（Randy Pausch, 1960-2008）的話，來總結此文。鮑許教授2007年9月在該校所作「最後的演講」，經由網路影片的傳播，感動了上萬人。鮑許教授過世時，遺有三名年幼子女，當他46歲被醫生診斷罹患胰臟癌時，第三個小女兒才出生不久。鮑許教授知道上天沒有讓他有所準備去接受死亡，但他樂觀地認為，上天還是給予他死前的準備時間。他為妻小做盡可能的安排，也留下言語、著作等，只為了爭取任何能與家人共處的機會，強化其情感聯繫留下的痕跡。他最後的著作《最後的演講》（The Last Lecture），扉頁的致謝詞為：「感謝我的父母允許我恣意夢想，盼望我子女將來的夢想也有機會實現。」 該書既為他的回憶錄，也是他送給三名年幼子女的作品，而以上這句話，指出生死和世代傳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鮑許教授的抗癌及努力，是一種由生命力對抗不可抗拒結局之詮釋，這是他的故事令人動容之處。
後記：2010年11月，驟聞一位畢業導生過世的消息。當晚，我第一次為亡者寫卡片，交由參與儀式的同學帶到高雄，在頭七儀式中火化，送她一程。希望此祝福能護佑她的單親母親及姐妹──在此紀念本系2009年畢業的許小櫻（198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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