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原》第四期發表會於2013年6月22日在文學院第二十教室舉行。會議一開始，閻鴻中老師以自身參與期刊編輯的經驗和與會師生分享，並勉勵《史原》。他表示，《史原》不僅提供研究生一個發表的園地，對學生來說更是一種「學術訓練」，和目前學界的各種期刊相比，雖然不免有所缺失，但研究生期刊的運作比學術期刊有更大的彈性，以及多元化的呈現方式。《史原》不應該是一個僅有固定形式的期刊，而是要能容納更多的聲音。閻老師希望《史原》繼續走下去，還要更具意義、多元的發展。

第二場的主題是明清史，由第四屆明清史編委謝仁晏（臺大歷史系碩士生）主持。發表人為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義瓊與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候選人蔡偉傑。李義瓊不克出席，主辦單位請他事先就討論人的評論意見作出回應，由第五屆明清史編委鹿智鈞（臺大歷史系博士生）代為宣讀及回應討論人。討論人分別是李華彥（清大歷史所博士）與劉世珣（政大歷史系博士生）。

討論人李華彥指出本文幾個問題，首先篇題所謂「亦存亦廢」似非討論重點，建議作者修正。第二，明代倉、庫的重要性值得商榷，本文應著重於庫房的運作制度，與倉、庫的管理官員。第三，敘述問題意識時儘量不要太多問句，結論最好用連貫的文字撰寫。第四，本文提出的問題與結論相距過遠，閱讀不便，建議修正。隨後鹿智鈞代宣讀發表人的回應，明代倉、庫的重要性放在明代財政體制前期以實物、勞役為主，後期以白銀貨幣為主的背景下，確實很重要。問句的使用是為突顯較大的問題意識；至於結論的安排，發表人希望在文末有個簡單的結論，故暫不修改。

蔡偉傑提出對本書的一些質疑。黃培持論與新清史的爭議點，在於雙方對漢化定義不同，黃氏採用較廣義的漢化定義，卻迴避了新清史提出的兩大問題：滿人漢化後，為何沒有改變自身族群認同？為何漢人反滿情結仍舊存在？此外，黃培過度強調漢化的歷史特殊性，發表人同意黃氏不使用同化來解釋漢化，但涵化不失為一個好的分析概念。作者視漢化與涵化不同，因此不能將滿人漢化的現象放在世界史中進行比較。再者，本書研究時間的斷限也造成取材限制，如作者引述乾隆與官員說法，認為滿語衰微，但我們知道19世紀後滿漢雙語仍然並用；不過，這與目前仍缺少乾隆朝以前底層旗人的材料有關。最後，發表人認為本書是目前為止討論滿人漢化問題最全面的作品，但因方法論與材料的爭議，未能對該問題下定論，但可作為未來討論的基礎。

討論人劉世珣指出本文論述清晰且具層次感，並運用許多外文資料，對國內研究清史的年輕學者幫助很大，是一篇很好的書評。不過文中將黃培書中 “sinicization” 一詞全部翻譯成「漢化」，且批評此概念。對此，劉世珣表示，黃培其實認為這個字不適合譯成漢化。以全書脈絡觀之，應譯成「中國化」，可見董建中的譯本。發表人或可考慮是否要從漢化這個角度批評黃培。此外，黃培不用「涵化」一詞，是因為這個字有基督徒殖民的背景，不宜採用。蔡偉傑回應，黃培並未表示 “sinicization” 應譯為「中國化」，且「中國化」一詞含義不清，不是很適合；其次，「涵化」還是可使用的概念，用漢化而不用「涵化」，會使得此研究只能停留在東亞史框架，不利整合進世界史範疇。

黃麗君指出「滿族」其實是新中國成立後所界定的範疇，當黃培在使用 “Manchus” 一字時，其所指不知是滿人、滿族或旗人？蔡偉傑表示，由於「滿族」一詞具爭議性，行文時已避免使用；至於 “Manchus” 一詞，則譯為「滿人」。又閻鴻中老師也提問：書評應評估作者是否達成他想完成的目的，就書名看來，本書作者是將漢化定義為滿人的再定位，假設滿人或通古斯民族本身即是彈性的民族，採納漢文化未必會妨礙自身的民族認同，漢化也許可視為滿人入關後因政治實力改變，在接受漢文化的同時，設法保存自己傳統，由此建立新自我定位的一個過程。作者在進行這個論述時，如何設定目標、是否回答了自己提出的問題，也許能請發表人再說明清楚。蔡偉傑回應，黃培的確主張漢化不影響滿人的民族認同，但對此著墨不多，因為此問題涉及漢化的定義。這也是為什麼他認為作者將漢化當作描述性概念有所不妥，滿人的確接受了漢文化，但這對他們有何影響？這正是新清史想問的問題，但作者對此並未回應。

第三場發表會範圍包括臺灣史及世界史，由第五屆臺灣史編委李鎧揚（臺大歷史系博士生）主持。發表人為師大歷史系碩士曾双秀及政大臺史所博士生莊勝全，討論人分別為政大歷史系碩士生尤智威，及臺大歷史系博士生吳俊瑩。

討論人尤智威讚許發表人以簡潔的文字完成對於兩本書的綜合討論，並對此提出四個問題。一，關於加州學派的介紹，比較文化差異與比較中西社會經濟發展有何不同？二，比較研究是否必須蘊含價值判斷？解釋歐美興起時是否必須涉及價值判斷？三，古迪將韋伯歸類為歐洲中心論者，但討論人認為韋伯其實頗有意識地達到價值中立，他的著作似乎不是單純的歐洲中心論立場。四，加州學派在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同時，是採用去中心化還是多元中心的新研究途徑？發表人依序回應：一，古迪曾研究過西非烹飪受歐亞大陸的影響，像這種研究即與社會經濟無關，屬於不同文化差異的比較。二，所謂的價值判斷並非意指好與不好，而是歷史研究對史料的處理就蘊含了價值判斷，例如黃宗智認為明清時期中國的生產方式停滯惡化，「停滯惡化」即為價值判斷。三，發表人表示自己無法直接回應關於韋伯的問題，但韋伯認為中國人心態妨害資本主義發展，這也屬於一種價值評判，余英時的著作對此已有回應。四，古迪與戈德斯通的研究是採用多元中心的途徑，而不是去中心化。

討論人吳俊瑩曾參與這本書的訪談與整稿工作，他以投影片展示數張訪談時所拍照片。他認為本書大概是目前的口述歷史中，涵蓋最多生命禮俗的一本，而如此豐富的內容應歸功於專業的訪談人與生活經驗豐富的受訪者。本書的整稿方式不甚精練，主要原因在於採訪的學者希望儘量保留原汁原味。此外，發表人並未解釋書介的篇名〈褪下抗日的外衣〉，這個標題是因為本書涉及乙未新世代（第一代接受現代化教育者）如何看待抗日的問題。孫老先生不是抗日分子，他對日本的反感主要來自生活層面的差別待遇。又孫先生只有一個妻子，並無子嗣，以當時習俗，他可以納妾，但他並沒有，乃因他完全接受現代化的習慣。孫氏生前將自己的生活照、個人與家族文件、法律與商業文書等大量檔案，悉數捐給中研院臺史所，目前已開放查詢。最後，發表人補充，本文篇名的確是關於乙未新世代，因為這一代人剛好在接受漢學教育與現代教育的兩代人之間，而乙未新世代之間又因不同地域、族群而有不同的特徵，目前臺灣史研究很依賴日記、口述歷史等資料來重現這個世代的多元性。

在本場次綜合討論時間中，蔡偉傑提問，戈德斯通為何認定歐洲生產力於1800年後超越亞洲，是否與此時推動的某項政策有關？曾双秀認為戈德斯通是使用二手研究得出此結論，相關討論相當簡略。至於設定在1800年，乃因之前工業革命興起，刺激西方經濟發展，而這群學者的論戰也是鎖定經濟發展，較少探討政策制度的層面。數位與會者向吳俊瑩與莊勝全提問，想知道對孫老先生的訪談是用什麼語言，訪談中有沒有受訪者不想回答的問題？孫先生對國民黨統治的態度為何？一位同學提到自己的父親也是代書，但她並不了解代書的工作內容，不知時代轉變是否影響人們對代書的看法？針對這些問題，吳俊瑩回應，訪談是以參雜一些外來語的臺語來進行，整稿也是按照臺灣話的語句整理；訪談時並沒有問受訪者不想回答的問題，但受訪者臧否了許多當時人物，這些內容被大量刪除；至於代書這個職業是臺灣法律中的日本元素，戰後初期中華民國的法律體系對此認識也是相當模糊。莊勝全回答他不清楚受訪者對戰後國民黨的看法，但他相信這個印象是不太好的，這個問題也跟代書有關，代書在戰前是受人尊敬的行業，但因為現今中華民國不承認它在法律上的地位，使這個行業的處境變得很尷尬，代書也成為比較兩個時代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本系博士生蘇聖雄接續發表〈蔣中正建立「現代國家」之思想及實踐初探〉。該文爬梳蔣中正（1887-1975）掌權以來留存的演講、書告、檔案、日記，並參酌相關回憶，以長時間來看蔣所認知的「現代國家」為何，建立的方法為何，此與其統治方式有何關係，對民國史之發展又有何影響。本文指出，蔣中正所認知的「現代國家」，與現今吾人「一般」熟知的現代國家的工業化、民主化、政黨政治國家不甚相同。

蔣所認識的現代國家為能屹立於現代世界的國家；其認定現代化就是「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地說，即「軍事化」。現代國家唯一之特質，為「全國總動員」，其生命力為教育、經濟、武力（軍事），建立現代國家須由此著手。教育是連結經濟與武力的總樞紐，為建立現代國家之根本；軍事方面，須致力軍事集權，並由軍事機構領導，由此建立組織，再推而廣之；經濟則以重視資本、組織土地與健全財政機構為要。蔣中正思想中的現代國家須由其領導，並以其為核心建立組織、紀律。討論人陳佑慎表示，本文利用史料眾多，就內容來評論，結論說蔣的現代國家和西方理解不同，那麼蔣的現代國家版本是如何構思出來的？舉例而言，國民黨聯俄容共時訪俄，清黨後才不模仿俄國，蔣的國家有模仿普魯士的味道，倘若發表人以蔣如何建立現代國家為題，可能也要討論普魯士的因素。討論人認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其實仍舊說明這是一個軍事問題，似乎也可以說是軍事化的產物。國民黨政權的經濟現代化，到底蔣的想法是否就是計畫經濟，仍有討論空間。

第五場為中古史與上古史組，由第五屆主編楊曉宜（臺大歷史系博士生）主持。首位發表人為本系博士生吳景傑，題目為〈唐代斷屠政策的發展與社會變遷〉。該文表示，唐朝自立國以來便持續推行斷屠政策，目前的研究多將此一政策解讀為宗教性的行為，若從政府到社會都虔誠遵守教義，為何如此頻繁頒布斷屠詔令，而且針對各種不同的情況制定規範？每一道斷屠詔令背後是否有不同的動機，並非皆為宗教因素？為解答此問題，本文收集唐代朝廷頒布的五十餘道斷屠詔令，依照頒布的時間排列，整體觀察斷屠政策的演變。

透過本文的討論可以發現，宗教因素與皇帝誕辰忌日為政策制定的原因之一，但該政策其實也反映唐代不同時期牲畜供需失衡的問題。唐代初期百廢待舉，為重建工程所需，保護具有勞動力的牲畜；盛世則是飲食習慣的改變與對外戰爭的消耗，導致牲畜需求大過於供給；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失去西北畜牧區，對內控制力亦削弱，為了維持耕牛數量，再度採取國初保護生產力的政策。

討論人為本系博士生郭珮君，其認為斷屠政策已經有許多討論，日文學界對此亦有所研究，如道端良秀等。唐代主要食物來源是羊肉和豬肉，如果就宗教的角度而言，作者引用唐玄宗頒布的詔令，似乎可以說明將宗教和祭祀分開的原因。宗教與祭祀上是否有深刻的用意？作者對宗教的定義是不明確的。此外，唐玄宗時代詔令特別多，增加了研究的困難度。作者在討論牲畜供給與需求時，始終處於不平衡情況，文中似乎無法對此做出更詳細的解釋。

第二位發表人是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傅揚，論文篇名為〈追求正當性：南北朝晚期政治文化史的一條線索〉，由臺大歷史系博士生林慧芬代宣讀。作者認為正當性（legitimacy）是統治階層自覺提出，並經被統治者所認可的行使權力的根據。若從歷史的脈絡加以考察，正當性也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研究的重要對象。在中古前期（約3世紀中至6世紀末）南北分裂、政權更易頻繁的格局下，統治階層多試圖藉用各種資源與途徑，論證政權的正當性，這種對正當性的追求，是其時政治文化的一個顯著現象。本文析論南北朝晚期追求政權正當性的實態，從禪讓書寫、「王氣」論述，及隋文帝對政治忠誠和「天道」的態度與舉措等幾個側面，描繪南北朝晚期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並為中國中古前期許多相關課題，提供一些有益的觀察與思考。

▲左起：發表人蘇聖雄、吳景傑，以及宣讀人林慧芬（代發表人傅揚宣讀）

討論人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胡勝源表示，本文的研究難度甚高，又引用中、英、日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來處理問題，作者文筆相當流暢，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他提出幾點意見供發表人思考。首先，南北朝政治的對立問題，掌權人都想要強調正當性，但是否會把南北朝混為一談？北魏出現是劃時代的，「魏朝」的成立有其時代意義。五胡十六國不敢自稱皇帝，因為皇帝在南方，但北魏的成立代表大家已經是平等了。其次，在未必是同一個脈絡，文中把幾位皇帝一起討論，仍具有危險性。作者提到了天道、天命說，但少提及魏、周禪讓問題，楊堅是繼承北周天命說。再者，作者在談東魏北齊部分，政治文化史的交流並非對與錯，而是如何討論、解釋的問題。討論人希望作者能繼續對中古政治文化史進行研究。發表人首先感謝討論人的評論。有關高洋篡位的背景，主要參考禪讓文獻對於功德書寫出發來討論這種論述，而討論人也透過另一個角度討論篡位背景的不同，強調功德的方式也不同，但發表人強調的是接近禮儀化的書寫本身，其不同動機都表現在功德上，的確也可以讓發表人再次思考文章脈絡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

最後由游逸飛（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劉曉芸（臺大歷史系碩士）、黃瓊儀（臺大歷史系碩士）三人聯合發表〈張家山《二年律令．傳食律》譯注〉，由高震寰（臺大歷史系博士生）代為宣讀。主要內容針對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傳食律》，共有竹簡11枚，是關於以「傳」（通行憑證）取食的法律規定。本譯注為「四分溪簡牘讀書會」的研讀成果之一。

《史原》復刊第四期發表會，在第五場會議結束後圓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