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期   2011年 10月出刊   
  
在博士論文題目選定過程中曾歷經一番波折,當時絕沒想到,幾年後會在畢業典禮時,從Butler院長(Dean of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手中接過藝術史系的論文獎獎狀。(2010年5月23日攝)

▲在博士論文題目選定過程中曾歷經一番波折,當時絕沒想到,幾年後會在畢業典禮時,從Butler院長(Dean of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手中接過藝術史系的論文獎獎狀。

編按:

99學年度第2學期,本系新聘呂世浩、宋家復與許雅惠三位老師為專任助理教授。 呂世浩老師,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系博士,專長領域為史記研究、上古秦漢史及歷史考古學。宋家復老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歷史學博士,專長領域為宋代史、資治通鑑。許雅惠老師,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專長領域為中國青銅時代的考古美術、宋代物質文化。本刊特邀三位老師分享其求學以至為人師表的心路歷程。

我的學思歷程──轉折與探索
許雅惠(臺大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與很多自年輕便有志於研究的前輩比起來,我的起步相當晚,研究之路是隨著生命的進程逐漸浮現。通訊主編要我寫一篇自我介紹,想了很久,不知該如何下筆,最後我想可以說說自己的這個轉變,說不定對讀者會有些許幫助。

求學與工作

我從小喜歡讀書,讀各式各樣的書,從漫畫、歷史故事、翻譯西洋經典小說到三○年代作家的書,無所不讀。對於文史,我有著濃厚的興趣,無奈想像力不夠豐富,也缺乏寫作天分,便死了以此為業的心。大學時進入了熱門的管理學院,入學時還叫國貿系,畢業時已改成國企系。

大學四年讓我決定投考藝術史研究所的原因是博物館、美術館的參觀經驗。當時有個好友,兩人經常週末相約看展覽,看著看著,不禁想如果自己能在博物館或美術館工作,興趣與工作結合,該是多好的一件事呀!接著發現臺大有個藝術史研究所,於是我就這麼走上美術史研究的道路。

一開始並沒有打算繼續念博士,這條路對當時的我來說太陌生了,那時想畢業後從事文化工作,因此我曾在雜誌社短暫工作,時間雖短,卻也足以讓我決定是否以此為業。記者的生活貼近社會的呼吸與脈動,接觸訪問的是熱門的話題與人物,對初入社會的我是相當新鮮有趣的。但在研究所初窺學術門徑之後,無法滿足於單向地接收整理來自他人的二手材料,於是還是回到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先前我已在庫房做過一年工讀生,整理殷墟、濬縣辛村、山彪鎮、琉璃閣考古文物),協助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歷史文物陳列館的規劃與設計。

我一直很感謝我研究所的指導教授陳芳妹老師與當時的史語所所長杜正勝先生。陳老師帶領我進入青銅器研究這條路,杜先生則信任我,將文物陳列館規劃的諸多事宜交給我們幾個助理。當時的壓力很大,但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各類文物,得以發揮自己對博物館的興趣與想像,將深澀的考古文物研究轉成大眾可以理解的展示。

後來有機會進入故宮博物院,從事研究策展的工作。先前在史語所什麼事都要做,有時還要跟工程單位溝通,而故宮是個分工井然的博物館,各部門有各自的專業任務,我可以專心在研究與策展上,逐漸體會到研究的真諦。過去在研究生時期的學期報告或學位論文,雖說是盡可能努力去做,總不免帶有「交作業」的成分,沒能感受到研究的樂趣。在故宮,研究必須從收藏品、而不是從他人的二手研究出發,這讓我逐漸發掘出一些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發現一些過去所沒注意到的事,首度嘗到做研究的快樂。

當我第一次翻閱故宮收藏青銅器的圖片之後,發現有一半以上都不屬於青銅時代,這與我之前對銅器的認知差太多了。說到中國青銅器,沒有人不直接想到商、周,但清宮中竟然有這麼多晚期仿古銅器,它們看起來與商周銅器既相似、又極不同,這些器物太怪了!打從心裡的好奇,讓我開始研究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器物。故宮2003年的年度特展「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是我與同事們關於這個課題研究成果的初步呈現。現在看來,裡面有一些錯誤,例如有一件我訂為晚期仿古的器物,法國學者Alain Thote來參觀時告訴我,那件可能是秦的,經過討論與觀察,我想他是對的。當時心中很難過,只能以資深如William Watson也曾犯過類似錯誤來安慰自己。今日看來,好像也不能為了怕犯錯,就不去做新的嘗試,只能求在研究時更加謹慎小心。這幾年,開始有比較多人注意到中國晚期的復古藝術,我們當年辦「古色」展時整理發表了一些材料,也算是小小貢獻。

2005年底寒假時去麻州玩,參觀梭羅(Henry D. Thoreau)離群索居的林子,他的這段名言令人回味再三。(2005年12月27日攝)

▲2005年底寒假時去麻州玩,參觀梭羅(Henry D. Thoreau)離群索居的林子,他的這段名言令人回味再三。(2005年12月27日攝)

 開始享受做研究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極度的心虛,覺得自己所知不足、所學太少,有限的知學在一檔檔的展覽中快速消耗。該是再充電的時候了!此時至耶魯大學讀書,正是水到渠成。對我來說,故宮三年半是關鍵,讓我從喜歡讀書到喜歡研究。讀書與研究是兩件不同的事,多數人或許可以在書本的世界中馳騁想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從研究中得到樂趣。如果不是後者,我大概不會繼續念博士。現在每當有人為是否繼續唸書問我意見時,我總是要他問問自己是否喜歡研究──這條有時相當孤獨的路。

負笈美國

經過幾年的工作,進入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就讀時,我算是年紀較長的研究生了。雖然沒有年紀輕的同學反應快,但我知道自己缺乏的是什麼,希望能善加利用國外大學的長處。當時剛剛到系上任教、同樣來自臺灣的助理教授曾藍瑩(臺大歷史系學士班和碩士班系友),曾經給我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儘量修些自己不熟悉的、臺灣上不到的課,雖然比較辛苦,學期成績可能比較差,但對自己是比較有幫助的。接下來的幾年中,除了中國藝術與中國史課程之外,我陸續修了希臘、拜占廷、文藝復興、馬雅藝術等課程,也旁聽羅馬、日本與韓國藝術,拓展了我的視野。也從老師們身上看到不同的人師風格:我的指導教授David Sensabaugh是溫文儒雅的傳統型文人;歷史系的Valerie Hansen總是充滿活力地工作與生活著;教授拜占廷藝術的Robert Nelson則是鼓勵學生的能手,具有將學生報告化腐朽為神奇的異技;馬雅藝術的Mary Miller則是具有舞臺魅力的表演者。

在耶魯的TA(Teaching Assistant)經驗也值得一提。身為外國留學生,要在博士班第二年便開始擔任TA,並不容易,除了自己還要修課不說,英文也還不夠順口,所以我一開始很恐懼,希望能像其他科系從第三年再開始任TA,但系上DGS(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類似研究生導師)不同意。後來我就想去學校的博物館作研究助理,或是擔任只改考卷不帶討論課的grader,無奈都找不著,還是得去當TA。更不幸的是,系上中國美術的修課學生人數不多,不需TA,最後只好硬著頭皮去擔任晚期西洋藝術史的TA。兢兢業業一學期,總算安然度過,這大大增強了我的自信心,所以接下來我繼續擔任早期西洋藝術史TA,等我擔任Jonathan Spence的中國近現代史TA時,已是駕輕就熟。這些經驗讓我對西洋藝術史的發展有比較整體的了解,而且得以近身觀察資深教授Vincent Scully與Jonathan Spence的教學,也領會到他們的教學理念。當年的痛苦經驗,今天看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博士論文題目選定過程中曾歷經一番波折,當時絕沒想到,幾年後會在畢業典禮時,從Butler院長(Dean of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手中接過藝術史系的論文獎獎狀。(2010年5月23日攝)

▲在博士論文題目選定過程中曾歷經一番波折,當時絕沒想到,幾年後會在畢業典禮時,從Butler院長(Dean of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手中接過藝術史系的論文獎獎狀。(2010年5月23日攝)

 我的博士論文延續在故宮時所關注的課題,並集中在宋代──晚期復古美術的開端,從宋代古器物圖錄與復古類型器物出發,探討在傳統上稱為「金石學」的發展與當時士大夫政治的關係,並探索這流行於上層知識分子的金石收藏與知識,如何透過各種印刷圖錄的轉化與媒介,對宋代以後的裝飾藝術產生廣泛影響。論文研究過程將我從原來的器物研究帶到另一個領域──印刷文化,宋代是雕版印刷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它在復古藝術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個面向,今後我將繼續探討唐宋時期印刷與書籍文化的相關課題。

行萬里路

我的求學之路不是一路直上,中間有一些轉折,因為這些插曲,我走訪了世界各大博物館,有些是隔著玻璃霧裡看花,有些則得以進入庫房,直接觀察文物。從中國、香港、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到瑞典,各大城市主要的中國收藏,都走馬看花地看了一遭。早年我主要看中國的青銅藝術,包括早期與晚期,念了博士後,就什麼都看,總覺得有些東西也許將來會派上用場也說不定。

2008年冬天攝於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左邊建築)旁,其中收藏了瑞典考古家於二十世紀早期在中國發現的文物。

▲2008年冬天攝於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左邊建築)旁,其中收藏了瑞典考古家於二十世紀早期在中國發現的文物。

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三不五時去中國大陸收集資料是不用說的,每次也都有些意外的收獲。我想特別提的是在耶魯唸書的過程中,有幾個考察工作雖然與我的研究沒有直接關係,卻令我印象深刻。一是系上老師帶隊去墨西哥考察馬雅、阿茲特克、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遺址與建築,親睹宛如幽靈之城的Teotihuacan,震撼自不在話下。在這裡,我意外地看到明代青花,那個航海時代的全球貿易體系生動地浮現眼前。另一次是跟著耶魯的絲路考察團去新疆,第一次切身地體會到在今日的政治版圖上劃屬中國的新疆,地理與文化的紐帶其實是中亞,不是中國。在歐洲各博物館中看到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史坦因(Sir Aurel Stein)與伯希和(Paul Pelliot)帶回去的絲路文物,霎時鮮明了起來。我想在研究之路上,不時要有這樣的活水,注入不知不覺便沉滯的思路與情感。

 

回顧所來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一路上雖遇到不少挫折與關卡,但都安然度過。過去的我,在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未來的我,也將繼續探索研究與教學的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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